推进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边疆研究和治理探索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当前，中国边疆学尚处于构建和成长阶段，支撑学科的“四梁八柱”尚未完全确立，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多重交叉和深度融合的双重维度，是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方法。
多重交叉的研究进路
推进中国边疆治理，需要成熟的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加以支撑。从学理上看，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涵盖边疆治理、边疆地理、边疆生态、边疆经济、边疆历史、边疆社会、边疆与周边国际环境等多个研究领域，其研究范式涉及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宗教学、政治学、区域经济学和区域国别学等诸多学科。中国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多元性，决定了中国边疆学必须突破单一学科局限，通过学科交叉构建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实现对边疆问题的系统性认知。
学科组织的离散性是中国边疆学的重要特性。中国边疆学学科知识体系相对碎片化，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整合。这种被其他学科“包含”而非“独立”的现状，使得构建中国边疆学的核心任务应当聚焦于通过交叉学科方法，将边疆研究从既有学科中“提纯”出来，逐步形成自主的、独立的学术体系。
交叉学科分为基本型交叉学科和多重交叉学科。面对复杂问题，中国边疆学具有多领域和多层面的研究特征，更多地表现为三个或三个以上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也即“多重交叉”。交叉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利于突破单一学科的研究范式，实现从“单一因果”转向“多要素耦合”的研究分析范式，为边疆研究提供新的认知维度和发展动力。
作为交叉学科，中国边疆学具有明确的问题指向性和学术创新性，有利于突破单一学科局限，通过“多线路集成”推动学科建设。具体而言，在中国边疆学的构建进程中，学科交叉能够推动知识创新和理论融合，提升中国边疆学的学科成熟度；结合不同学科基础理论，采用多元方法提高边疆研究的深度，使中国边疆研究更加学理化和科学化；打破学科壁垒，增强聚焦重大问题的研究协同；解决边疆研究的多领域、多层面、多尺度问题，更全面地应对中国边疆学研究的综合性问题。当前，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边疆学的构建需要重点关注数字边疆、安全边疆等新兴研究领域，不断完善理论架构、研究范式和方法体系，凝练符合学科特质的中国边疆学概念、范式和研究路径。
深度融合的研究范式
单一学科的局限性与多学科介入的矛盾性，也是中国边疆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单个学科视角只能解决边疆研究对象的单一问题，而多学科的集成介入则使中国边疆学研究出现学科间的相互“缠绕”。必须将诸多学科进行深度融合，使其在中国边疆学学科构建中协同运行、有机兼容，进而重构边疆学理论体系，凝练学科内核，为中国边疆学知识体系确立价值坐标。
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交叉的多维认知体系，需要一系列的融合过程和融合环节，从而逐步形成整体学科框架。无论是基本型交叉学科还是多重交叉学科，都存在交叉的效应问题。因此，多重交叉学科需要进行学理上的“融合”“搅拌”“发酵”，使之聚焦边疆研究的现实需求，围绕基本规范运行。在多重交叉中实现学术创新，在深度融合中完成学科建制，是中国边疆学构建的必由之路。
中国边疆学相关交叉学科的深度融合具有以下三个结构性层次。一是基础学科层次。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是中国边疆学的基础，“边疆史+”是中国边疆学最基本的学科交叉范式。例如，历史学与政治学的交叉范式在中国边疆学构建中表现为边疆史与边疆治理学科之间的交叉，其支撑学科涉及地理学、民族学、经济学、社会学、安全学等。二是创新学科层次。这一层次的深度融合涉及大数据技术、生态学、遥感科学与工程、地缘政治学等，这些学科中的研究方法构成中国边疆学的前沿研究方法。三是多层次立体结构。中国边疆学与民族学、宗教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关系密切。多层次性结构从本质上体现了立体交叉与深度融合的特性，是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框架的基本要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边疆学具有“超学科”特征，即以中国边疆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其他学科围绕具体研究议题展开静态研究和动态分析，做到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
中国边疆学研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应将中国边疆视为一个“系统”，分析中国边疆的人才流、物质流、信息流、能量流的交互作用，分析系统的要素、结构以及由其结构所决定的功能。中国边疆系统包括一系列子系统，从陆疆行政单元看，包括沿边九省区；从地理空间看，分为陆疆和海疆；从区域功能看，分为边境和口岸。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边疆是中国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为根本站位，观察、研究和度量中国边疆的形态、现状、战略，而不是仅仅就边疆问题谈边疆问题。如果忽略国家整体性而专注于边疆局部，就容易得出逻辑错位的结论。构建中国边疆学必须超越边疆自身，以正确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审视中国边疆的历史发展规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包容性”，为我国边疆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事实基础。
中国边疆学的构建是一个从概念提炼到完善成熟的体系创建进程。这一进程包含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一是要使中国边疆学自身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与其他学科相分离，从其他成熟学科中明确地“脱胎”出来，完成“瓜熟蒂落”的孕育升华。二是不能与其他学科完全“断绝”联系，而应该借助并兼容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变“他有”为“共有”“己有”，进而形成全新的、内在的、成熟的学科体系。
总之，中国边疆学的构建需要知识整合与范式革新。应从学科交叉和深度融合的视角，加强论证多重交叉的知识创新机制与深度融合的学科生成路径，以及二者与中国边疆学构建之间的辩证关系和逻辑关联。学科交叉所产生的学理碰撞、思路拓展、范式创新和学术广度延伸，能够为边疆研究提供多维认知框架，而深度融合的学科系统则是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自主性的内核。二者通过“核心概念提炼—知识生成—学科体系构建—学科实践—递进式、螺旋式学术体系演化”，共同助推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从探索到构建，最终走向成熟。这种双重路径不能简单理解为“先交叉后融合”，而应该以“交叉中有融合、融合中再交叉”的思路在研究构建的过程中辩证拓展。
（作者：邢广程，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清代边疆通史”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